今天就给大家说几个;

敦煌莫高窟：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 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，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，历经 10 个世纪的连续开窟造像，形成了南北长 1000 多米的石窟群。洞窟内的壁画内容博大精深，涵盖佛像、佛教故事、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，彩塑、壁画绚丽多彩，吸收了古代中西艺术之长，反映了 1000 多年间佛教文化、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，1987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莫高窟的起源，始于一个与信仰有关的偶然。公元 366 年，前秦时期的沙门（僧人）乐僔，自东方云游至敦煌。彼时的敦煌，已是丝路要道上的商贸与文化重镇，却尚无规模性的佛教石窟。一日黄昏，乐僔行至鸣沙山，忽见夕阳映照下的山崖金光闪烁，仿佛有千万尊佛菩萨现身其间，他认定此地是 “佛国圣地”，遂决心在此开凿洞窟，供奉佛像，弘扬佛法。

乐僔开凿的第一个洞窟，被后世称为 “莫高窟第一窟”。此后，他的弟子法良循着的足迹而来，在第一窟旁继续开凿新窟，师徒二人的举动，如同在荒漠中播下了一粒种子 —— 此后数百年间，无论是王公贵族、富商巨贾，还是平民百姓、僧侣信徒，都纷纷效仿，在鸣沙山上凿窟造像，莫高窟的 “洞窟群” 由此逐渐成型。乐僔的偶然 “见佛”，并非神话，实则是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（砂岩山崖、夕阳折射）与佛教信仰结合的产物，却意外开启了一座千年艺术宝库的历史。

嘉峪关关城

公元 1372 年（明洪武五年），征西大将军冯胜平定河西后，巡视至嘉峪山一带，见此地 “两山夹峙，一水中流”：南侧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，北侧是荒寂的黑山，两山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堪称 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冯胜当即决定在此修筑关城，作为明长城的西端起点，与东边的山海关遥相呼应，形成 “东起辽海，西至嘉峪” 的万里长城防御体系。

最初的嘉峪关只是一座简陋的土城，后经永乐、弘治、正德等朝的多次扩建与加固，才逐渐形成如今的规模：关城由内城、外城、罗城、瓮城、城壕等部分组成，总面积达 3.3 万平方米。内城是关城的核心，城墙高 10.7 米，周长 0 米，设有东西两门（东门 “光化门”，西门 “柔远门”），门上均建有三层歇山顶的城楼，气势恢宏；外城环绕内城，西侧设有 “嘉峪关” 正门，门外便是茫茫戈壁；罗城则作为外层防御，与内城、外城形成 “重城并守” 的格局。这种设计既考虑了军事防御的实用性，又融入了中原建筑的规制美学，堪称明代军事建筑的典范。

武威雷台汉墓

马踏飞燕的重见天日，始于 1969 年的一次偶然考古。当时，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的社员在雷台村开挖防空洞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 —— 即后来闻名遐迩的 “雷台汉墓”。这座墓葬规模宏大，由墓道、墓门、甬道、前室、中室、后室及耳室组成，出土文物达 231 件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便是一套由 99 件青铜车马俑组成的 “仪仗队”，而 “马踏飞燕”（正式考古名称为 “东汉铜奔马”），正是这套仪仗队的 “核心成员”。

根据墓中出土的《张君之碑》（又称《雷台汉墓铭》）记载，这座墓葬的主人可能是东汉晚期武威郡的 “守张掖长张君”（一说为武威郡太守张某），属于当地的高级官吏。墓中随葬的青铜车马俑，并非普通的冥器，而是对墓主人生前出行仪仗的 “等比例还原”—— 在汉代，的出行仪仗有严格的等级规定，车马的数量、装饰、随从的规模，直接对应着的官阶与地位。雷台汉墓出土的 99 件青铜车马俑中，除了 “马踏飞燕” 这匹 “领头马”，还有驾车的木马、手持兵器的武士俑、侍从俑等，形成了一支完整的 “青铜军团”，生动再现了汉代武威官吏 “出则鸣锣开道、车骑相拥” 的显赫排场。

而 “马踏飞燕” 之所以能成为这套仪仗队的 “灵魂”，不仅因为它的造型独特，更因为它象征着墓主人对 “速度” 与 “权威” 的追求 —— 在汉代，骏马是边疆军事、交通的核心工具，也是身份的象征；“踏燕” 的设计，则暗含着 “超越飞禽、极速如风” 的寓意，既体现了汉代人对 “天马” 的崇拜，也隐喻着墓主人生前的 “武威” 与 “功绩”。